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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传销江湖的红九州山河凝血泪与灰:解救一次收费2万起

时间:2017-08-14 10:40 来源:http://www.bmeetg.com/ 作者:舟山新闻网 阅读:

  澎湃新闻记者 袁璐 实习生 陈瑜思 李然 余晓宇 朱玉茹

  这是一栋三层小楼,坐落在安静的居民区内,没有门牌,没有路标。如果不走进去,很难发现里面藏着一个反传销组织。

  民间反传销人士李旭常年驻扎在这里,每天和陷入传销组织的受害者打交道——上世纪80年代末,传销从日本流入中国,在三十年间不断扩散、变种、分门别派。在无数人被“洗脑”的同时,也有一批人进行“反洗脑”,他们被称为“反传销人士”。 

  在这场传销与反传销的拉锯战中,双方各自围聚队伍、发展话术与技法,形成两个对峙的江湖。只是相比升级换代日益猖獗的传销,反传销却陷入无合法身份、无行业标准的困境,使得这一行业始终在灰色地带前行。

2017年8月5日,天津静海,写有“蝶贝蕾”字样的笔记。视觉中国 资料

2017年8月5日,天津静海,写有“蝶贝蕾”字样的笔记。视觉中国 资料

  “软硬兼施” 

  从事反传销工作11年,李旭见过各种各样陷入传销的受害者。 

  在这栋三层小楼里,一楼吃饭接待,二楼是寝室,三楼办公,最多的时候,来了五六拨求助者,整栋楼里挤了三十个人。 

  李旭把地下室腾出来,提供给上门的求助者暂住,受害者的家人在一旁看着,将其手机没收,不让他跨出协会大门,“有时候也要采取一些传销用的手段。”但他认为,传销组织拿手机是为了蒙蔽和欺骗,而在反传协会,拿走受害者手机是为了断绝其跟传销组织联系。 

  李旭以前把自己的办公地称为“戒传所”,主动找上门的传销人员通常都是被家人骗过来的,甚至有被绑过来的。刚开始聊天,李旭会隐瞒自己的身份。很多传销人员被带过来,互相交流,“交叉感染”,更容易知道自己被骗了。 

  找上门来的几乎都是受害者的家人。李旭提前打好招呼,劝说过程中需要“软硬兼施”,在他那间专门设置的劝说屋里,经常有激烈反抗和半夜哭闹的受害者,曾有人因为反抗被劝说而自残,绝食,撞墙。在他劝说过的人中,有20%的人曾出现过强烈的反抗行为。 

  遇到抵触情绪强烈的传销人员,不听不聊,李旭经常遇到的情况是被人撵赶,甚至被拿刀威胁。 

  按发源地域划分,李旭把传销分为北派和南派:北派属于异地传销的初级版,表现为吃大锅饭、睡地铺,条件比较简陋,而且集中上大课。把人控制住了不让走,以20多岁的年轻人为主,大学生居多;南派传销属于异地传销里面的升级版,相对来说来去比较自由,吃住条件比较好,住一些高档小区,主要骗的是三十岁、四十岁、五十岁左右有独立经济能力的人。 

  李旭的反传协会有80%的任务针对南派传销。家人和协会成员一起把受害者约到宾馆进行劝说。如果是北派传销,李旭通常采用“钓鱼”的方式,等传销人员邀约家人或朋友发展下线的时候,他在现场蹲点,直到目标出现再将其控制住。 

  2005年8月,国务院发布《禁止传销条例》和《直销管理条例》,再次明确传销活动在我国的非法性质,并为传销行为做了定义,明确了查处措施和法律责任。 

  第二年,李旭开始反传销工作。李旭回忆,2006年,他刚开始反传销时,单枪匹马,跑遍全国各地对传销受害者进行劝说和解救。 

  同一年成立反传联盟的还有凌云。2006年,他刚上大学,一个朋友加入了传销组织,他开始每天查询传销方面的信息,相关的法律法规,新闻报道和典型案例。后来,他把收集到的资料发给了这个朋友,朋友才离开了传销组织。朋友向他描述,传销组织里的人都是在校大学生、农民工和下岗工人。 

  学习行政管理专业的凌云在网上建了一个QQ群,“出发点是防范学校学生的传销。”后来各种各样的人涌进了这群里。 

  凌云的第一次解救行动是在2008年的“五一”。 

  当时,他还是一名大学生,来自山西、河南、山东的家属同时找他帮忙,对方订好票后他就出发。在火车上站了十几个小时候才到达目的地。“这几个传销受害者都是在校大学生,家人阻止的时候都采用极端方式,比如喝农药自杀。”凌云回忆说。 

  最初,每次解救,凌云都是只身前往。曾经在河北保定解救一个在校女大学生的时候,传销组织的人员发现了凌云,派了30几个人在大街上追赶他。 

  那几年,反传销的队伍还在继续壮大。2007年,工厂老板蒋德胜得知身边一个朋友从传销组织逃离出来后,他开始关注传销的事情,在网上查相关的课程,看朋友的笔记,意识到传销的洗脑“威力很大”。从那时起,他放下厂子里的活儿,加入一些网络反传销的群里,专职搞起了反传销。 

  另一位反传销人士张东是从传销组织里逃出来后转向的反传销。 2011年,大学生毕业生张东离开传销组织后,掌握了他们的组织结构、生活习惯、运作模式和工资算法的基本漏洞,并加入了一家反传销组织。 

  解救过程中,他们通过跟踪传销组织里的“领导”,或者根据受害者家人朋友提供的照片来判断位置。定位主要依靠科技公司,他们发给对方一个链接,只有链接被点开,他们才能定位。“我们前期要花很长时间摸清他(传销受害者)的兴趣,再发一个他感兴趣的链接。”对方点开后,他们根据定位在附近蹲守,跟踪疑似传销的人,到了窝点后再报警。 

  每天,张东的团队通过QQ群,百度反传吧和天涯论坛接到的求助电话有200多个。最快的时候,他花了3个小时就救出受害者;最慢的一次用了21天。 

  反传销这几年,张东遇到过很多受害者的家人抱着侥幸心理,“以为孩子做一段时间就会出来了,不愿意花钱找我们。”

李旭给深陷传销的人讲解其中的套路。截屏图

李旭给深陷传销的人讲解其中的套路。截屏图

  “反洗脑” 

  李旭“反洗脑”的主要目的是拆穿传销里的套路和骗局。 

  尽管每年劝说和解救上千人,不过李旭心里清楚,很难判断劝说是否成功。“就像医院一样,不能包治百病。” 

  每次劝说之前,李旭会试图取得对方的信任,并不会提让对方反感的“传销”二字,再讲述自己的经历,打破对方的心理防线。 

  接着他从数字上的漏洞入手,告诉受害者钱是如何分配,他为什么拿不到钱。再把相关的受害者资料展示出来,“一套流程下来,一般只需三四个小时候,受害者就开始意识到问题了。” 

  和李旭一样,蒋德胜掌握了传销的所有套路。比如进门前先电话通知,是为了防止被外人察觉;组织上层和下层不住在一起,是为了方便分赃等。 

  从2007年开始,蒋德胜曾在深圳当地五六十个城中村和三四十个小区内,成功对100多名传销受害者进行“反洗脑”。 

  有一天,他接到一个求助者的电话,对方告诉他自己所在的传销组织“骗来的都是农村里穷人”。蒋德胜为了取证,佯装求助者以前工作单位的领导,进去传销组织里“考察项目”。 

  待了三天,他掌握了传销组织的运作模式,人员和资金规模。出来后,他到当地的工商局反映了情况,提交了材料。后来,派出所用了两天时间把传销窝点“端掉了。” 

  从那以后,蒋德胜开始了解保险、直销的课程,看心理学书籍,甚至参加基督教的活动,他发现,“洗脑方式都大同小异”,陷入传销里的人都是在“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里赌博”。

(责任编辑:舟山民生在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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